“從跨國醫藥企業里面出來的人才往往能在本土企業做的很好，中國市場能認可不是最創新的研發，但在國際上就不一樣。”以上述跨國醫藥企業CEO表示，“從最早的輝瑞到后來的GSK、默克、禮來、羅氏，幾乎都是這樣，評估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加上本土企業的高歌猛進，形成了人才的流失。”

　　“中國的研發中心在跨國醫藥公司總部的地位始終比較低，在一些特定領域，中國的研發成果的確有領先，但總體的研發氛圍并沒有優勢，研發成本一點不低。”一位曾經參與過跨國藥企研發中心關閉事宜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創新無論在哪里，它的評估方式都是一樣的，都要看投入產出比，從短期來看，醫藥企業在中國做研發投入產出比還不夠。”

　　2017年9月7日，禮來制藥正式宣布關閉其位于上海張江的中國研發中心。當天晚上，禮來全球網站拋出一系列全球運營優化舉措，包括裁減3500名全球員工，這是繼年初戴維·里克斯(Dave Ricks)接任公司總裁后，禮來的最大規模的重組。業務優化實施后，禮來公司預計從明年起將節省約5億美元。事實上，禮來也是繼今年8月GSK宣布關閉位于上海張江的神經疾病研發中心后，又一家選擇在華“瘦身”研發中心的醫藥巨頭。

　　預期效果難達標

　　禮來中國研發中心落成于2012年3月，是該公司在亞太地區設立的首家研發中心，主要承擔針對糖尿病并發癥、腫瘤和生物治療等方面藥物的研發工作，彼時禮來上海中心的成立也標志著開啟跨國藥企在中國建立自己的研發中心的熱潮。

　　作為此次大規模人員調整的措施之一，此次禮來在華研發業務調整后將有100余名員工受到影響。不過根據禮來方面透露的信息，此次人員調整仍將“保留相當規模的本土藥物研發團隊”。

　　禮來總裁戴維·里克斯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有豐富的機會 - 過去四年遞交了八種藥物，并在明年底之前還有兩種藥物。”“要全面實現這些機會，投資新一代新藥，我們正在采取行動，精簡組織，降低世界各地的固定成本。”

　　從這份聲明中可以看到的是，幾乎和數月前諾華公布2016年財報時所宣布的戰略調整所一致，禮來也希望通過這次人員和部門的重組調整實現“戰略聚焦”的效果。但為何中國研發中心被歸在了調整范圍內?

　　多位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在華興建研發中心的投入成本正變得高昂，包括土地、人力等各個方面。而醫藥研發又是長期、重金投入的浩大工程，也正因此，這些跨國藥企的中國研發團隊由于研發成果尚未達到國際水準，被總部選擇了放棄。

　　以此前GSK中國研發中心為例，其成立伊始的規模不僅人數和投資額在外資藥企中首屈一指，而且定位是首個從前期研發到后期臨床開發全過程的全球級研發中心，最多時超過500人，是GSK除美國英國以外第三大研究中心。

　　根據彼時GSK中國研發中心的定位：“In China for Global”(落地中國，服務全球),GSK將利用中國“價廉物美”的研發人才和醫藥資源開發全新的藥物提高中國市場在總部的重要性，甚至不排除以此換取一些政策優惠。

　　“但是中國研發中心樓蓋起來、人招起來之后，大家才發現很多預期難以實現。”一位了解內情的跨國藥企大中華區CEO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研發的下游臨床開發部分挺忙，各種臨床試驗接二連三。但上游研究部分就不好做，都是跟著總部研發屁股后面打雜，很難有深入的開創性研究，中國研發中心運作多年后并沒有弄出什么新藥。所以早期研發部門就成了裁撤的重點。”

　　除此以外，在他看來，外資醫藥企業普遍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抱有顧慮，很難完全放心將核心技術與業務放到中國來。加之近幾年中國本土研發突飛猛進，人才競爭壓力下造成自身研發人員的薪酬飛漲，還有巨大的跨國管理、溝通、差旅與人員外派開支，中國研發中心成本一點都不比歐美低。

　　“要在中國市場上研發全球第一階梯的新藥，目前中國的人力物力還達不到，另一方面，因為政策的原因，現在在中國布局研發中心也并不能起到當初所預想的幫助總公司的產品在中國銷售的目的。這樣就形成了投入很大、產出很慢，水平也達不到世界一流的結果。”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本土企業重金“挖墻腳”

　　從跨國醫藥企業在華的發展來看，2000年之后，中國市場對于跨國藥企越來越重要，同時也響應中國政府引進創新的號召，跨國藥企開始陸續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如羅氏最早在張江建立了首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發中心，隨后如輝瑞、阿斯利康、GSK等也紛紛加入了這一行列。

　　對于中國醫藥行業而言，跨國醫藥企業在華研發中心的紛紛成立，一個巨大的利好是打開了引進新藥研發人才的窗口。原輝瑞研發副總裁兼輝瑞中國研發中心總經理譚凌石、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陳力、原賽諾菲亞太研發中心總裁江寧軍、原GSK中國研發中心負責人臧敬五等都紛紛被“挖墻腳”跳去了華領、基石這樣的新銳本土創新醫藥公司，搖身一變成為了新藥研發公司的創業者，有的甚至被高薪聘請，轉行去做了醫藥投資人。

　　跨國醫藥企業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些最早參與組建跨國醫藥企業中國研發中心的關鍵負責人，他們不僅僅帶來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水準中國研發中心，更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發人才，這些人才正在成為中國制藥行業創新的中堅力量，而與此同時崛起的中國本土醫藥企業也紛紛向這些醫藥人才拋出了誘人的橄欖枝。

　　“從跨國醫藥企業里面出來的人才往往能在本土企業做的很好，中國市場能認可不是最創新的研發，但在國際上就不一樣。”以上述跨國醫藥企業CEO表示，“從最早的輝瑞到后來的GSK、默克、禮來、羅氏，幾乎都是這樣，評估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加上本土企業的高歌猛進，形成了人才的流失。”

　　可以看到的是，在近幾年中國政府頻繁拋出鼓勵本土創新、向國際接軌的審評審批監管等政策，加之自2015年開始當下火熱的融資環境，種種因素都在激勵著不少醫藥人走上創業之路。

　　中國依舊是中長期決策的重要市場

　　“其實跨國醫藥企業各國的研發中心內部也有競爭，每個項目都需要做到最快、最好。我們相信禮來是在某個時間點、某個特定因素下作出的考量結果，但對于我們而言，中國市場仍是公司中長期決策的重要市場，而如果在此時選擇了出去，再回來的成本可能會更高。”美敦力中國研發中心高級研發總監李元勛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的醫藥研發正在經歷最好的時代，在李元勛看來，目前跨國醫藥企業要想在中國獲得最佳的研發效率，并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最頂級的研發成果，而是基于中國醫療行業的臨床特色，研發適合全球市場的“性價比高”的產品。

　　“在中國做研發，一定要做好價值定位，基于中國醫療市場的特點和優勢做研發，這并不意味著你只能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它同樣是全球化的，畢竟大家都愛物美價廉的產品。”李元勛表示。

　　據他透露，目前美敦力在上海研發中心已經開發的24個產品中，22個產品已經完成了產品上市，其中17個產品同時布局在海外銷售。而這些全球銷售的“中國智造”產品，僅有28%的銷售額是來自中國地區，其余51%的銷售額來自歐美發達國家，另外20%以上來自發展中國家。

　　在李元勛看來，中國的醫生一直走在國際前沿，而中國的醫學臨床手術量大、病人多，其實非常適合跨國醫藥企業來做創新，也正因此美敦力對于中國研發部門的投入正在加碼。

　　事實上，盡管跨國醫藥企業關閉中國研發中心消息不斷，但業內人士依然認為現在是中國醫藥研發最美好的時代：CFDA簡化了新藥的注冊流程，強化了專利保護，增加了準入和價格利好。另一方面，資本領域對新藥研發空前熱情，中國研發甚至可以獲得不亞于歐美的投入，大量海外做新藥研發的高端人才紛紛回國，從臨床數據來看，在近幾年中國的新藥層出不窮。

　　包括百濟神州、再鼎醫藥在內的新銳生物醫藥公司如雨后春筍，其中一些已經完成了在海外的上市融資，并獲得了來自包括華爾街在內的資本認可。

　　而跨國藥企裁減中國研發中心在不少人看來其實也可以說是換個思路做研發：從自己包攬一切轉向與外部共同研發。

　　禮來、GSK中國研發中心的陸續裁撤實際也可以看做是也是中國本土研發實力提升后倒逼跨國藥企研發策略改變。根據不完全統計，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藥有一半是跨國藥企從小型研發公司買來的，例如Sovaldi, Humira,Opivo、 Imbruvica和Ibrance等等。在跨國醫藥巨頭看來，他們保留需要較大人力資源的臨床開發。

　　就禮來而言，禮來亞洲基金目前在中國已經投資近10億美元，其中有7家位于上海，還有其他各地的信達生物制藥、三生制藥和貝達藥業(57.020, 0.00, 0.00%)等。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在去年，禮來亞洲基金還投資了在中美均有布局的一家基因公司“奕真生物”，借此布局基因藥物的開發。

　　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本土制藥企業譽衡藥業也曾宣布將創新PD-1抗體GLS-010的國際權益獨家授權給專注于研發創新腫瘤免疫療法的美國生物技術公司Arcus Biosciences。該藥物正是譽衡將創新藥物委托外包給新藥研發平臺藥明生物兩者共同研發的成果。

　　在此次合作中，美國藥企Arcus將獲得GLS-010在北美、歐洲、日本及一些其他地區的獨家開發和商業化權益。他們計劃以GLS-010與其他候選產品進行腫瘤免疫組合療法的開發并支付1850萬美元的前期許可費。而針對含GLS-010的11個組合產品的開發、批準注冊，藥明生物和譽衡藥業可獲得最多4.225億美元里程碑付款，同時還將有權獲得最多3.75億美元的商業化里程碑付款，總合同金額最高可達8.16億美元。雙方還將享有產品上市后凈銷售額最高10%左右的銷售提成。

　　“這個事根本不是什么一個時代的結束，反而是時代的不斷進步。在中國新藥研發最好的時代，沒有哪家治理正常的公司會缺席。”上述不愿具名的跨國醫藥企業CEO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