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陸續發布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政PPP已被視為一劑破解智慧城市建設資金困局的良藥，引發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的高度關注。然而，與關注熱度不相稱的結果是PPP成功案例卻仍然鮮見。

                                        智慧城市PPP
　　三大作用：

　　當前，PPP模式之所以被廣泛認為是一種促成政企合力、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有效機制，其因有三：

　　緩解政府方面資金壓力

　　當PPP模式被引入智慧城市項目建設中后，為換取特許經營權，社會資本方將承擔大部分的資金投入。同時，還可能將政府承擔的債務轉移給企業，既解決了智慧城市項目建設的資金不足問題，也會緩解政府增量債務。此外，在逐利動機的驅動下，社會資本方將在盡量短的時間內實現項目盈利，有利于政府存量債務的消化。

　　打破公共服務“壟斷”

　　以往，相關項目的設計和實施一般由政府掌控，僅有項目建設會外包給社會資本主導，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單一。正是這種“獨家壟斷”導致地方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提供便民服務的動力嚴重缺乏。社會資本通過PPP模式深度參與到智慧城市公共項目領域，不僅可以破除互聯網公共服務的壟斷格局，更可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好處顯而易見。

　　降低智慧城市建設風險

　　PPP模式以“風險共擔”為理念，以合同形式約定參與方的責、權、利，對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明確界定，將政府、金融機構、智慧城市服務提供商等參與方聚合在一起，強大的伙伴關系可作為抵御智慧城市推進中所遇風險的強大利器。

　　三個疑惑：

　　然而盡管引入PPP模式好處多多，但在具體實踐中卻也遇到不少問題，令政府、企業備感困惑，影響了其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發展。

　　PPP即政府融資手段?

　　PPP的融資作用不容小覷，但又不僅僅融資渠道，更是一種有助于提升公共事業生產效率的長效合作機制。而當前，仍有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把PPP視為一種融資工具，用于替代原有的地方融資平臺，并試圖將債務杠桿強加給企業。自主權一旦受到大的影響，企業勢必會降低合作意愿。因此，地方政府應摒棄對公共項目集權的傳統觀念，放權給給企業，以平等協商的姿態，互相監督，強化合作。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資本的效率優勢得以發揮。

　　收益歸誰?

　　收益預期不可控是造成政企各方對智慧城市PPP項目參與熱情不高的根本原因。智慧城市發展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很多項目沒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鑒，相關標準更加無從談起。項目驗收標準的缺失，使得項目驗收缺少客觀評價依據，直接導致了收益時間的不確定。而這勢必會削弱社會資本對智慧城市PPP項目的參與意愿。

　　在理論上，因不可控因素使收益達不到資金預期時，政府應承擔兜底風險。然而，收益不明確，政府可能承擔的兜底金額也不明確，這無疑也會影響政府引入PPP模式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積極性。

　　政府失信怎么辦?

　　在智慧城市PPP失敗案例中，存在因地方政府單方面違約，而導致社會資本利益受損的情況。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簽約后又單方面要求重新談判，以降低承諾價格;政府廢止了當初指定的管理辦法，致使實施機構拖欠合作公司經費，最終導致項目失敗。

　　國內相關法規尚不完善，無法有效約束政府失信行為，這意味著社會資本方無法通過法律途徑有效保護自身利益。在這種情況下，PPP模式是否可取也被企業打上了問號。

　　三點思考：

　　提升政府對PPP的認知和實施能力

　　地方政府了解PPP模式，熟悉其操作流程，才能確保智慧城市PPP模式順利推進。具體建議有：一是加強宣傳和培訓，讓更多的政府管理者準確理解PPP的內涵和作用，合理界定其適用范圍;二是鼓勵省級地方政府牽頭成立智慧城市PPP綜合服務中心，負責相關信息的統一發布和技術指導，輔助地方政府確定中標者;三是支持發展一批融資、技術等中介機構介入智慧城市PPP項目，為各地推進智慧城市PPP項目提供專業化服務。

　　應制定認定標準和第三方評價機制

　　標準是智慧城市PPP參與主體間利益分配的依據，加強標準體系建設與執行至關重要。具體建議有：一是推動成立智慧城市PPP模式標準制定機構，分行業、分領域研究制定消費者收費標準和項目驗收標準。探索浮動收益率機制，科學測算項目建造運營和預期收益，制定可控的價格調整預案，確保社會資本利潤率處于合理區間;二是為確保標準的貫徹執行力度，在智慧城市方案設計、合約制定、建設運營等環節，引入第三方機構，以標準為綱開展評估，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修正完善法律法規及政策體系

　　提高PPP模式的法律效力和可操作性，增強經營環境的可預測性，確保項目風險可控。才能最終觸動社會資本神經，撬動社會資本的參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