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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印度同為世界新興經濟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作為亞洲大陸乃至全球的兩名“巨人”，中國和印度在地理條件、自然資源和人口條件等方面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具有較強的可比性。綜合來看，中國在發展基礎上占有總體優勢，但印度也具備差異化的優勢。未來中印雙方在改善貿易不平衡、取消貿易保護主義和形成更為合理的貿易互補結構等方面有較大的合作空間。

　　“一帶一路”契機

　　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和貿易關系是兩國進行戰略合作的重要基礎。1995-2015年的20年間，中印兩國的貿易額從最初的12億美元增長到717億美元。目前印度位列中國的前十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為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與印度貿易存在一定互補優勢，中國主要從印度進口初級原料，包括紡織原料、賤金屬及其制品、珠寶、貴金屬、礦產品等，而同時向印度出口機電產品、化工產品、金屬制品等制造業產品。

　　然而，近年來中印貿易不平衡現象愈演愈烈，印方赤字呈逐年上升趨勢，2015年印度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34億美元，進口額達583億美元，逆差創下449億美元的歷史記錄。當前中印貿易不平衡不僅對印度的經濟產生影響，而且也不利于中印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未來中印雙方在改善貿易不平衡、取消貿易保護主義和形成更為合理的貿易互補結構等方面有較大的合作空間。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也受到世界主要國家廣泛而深刻的關注。印度作為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同樣也是“一帶一路”的樞紐大國。“一帶一路”最主要的成分是政策合作、互通互聯、貿易與投資、人與人聯系以及融資發展，有助于實現全亞洲更深更廣的互通互聯、優勢互補，將成為地區國家合作與團結的象征。因此“一帶一路”的展開對印度來說是一次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機會。“一帶一路”戰略的關鍵就是“貫通”，即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體推進中國與鄰國的互聯互通，恰好與印度的發展需求準確對接。所以，在目前經濟發展急缺扎實的基礎設施底子的前提下，印度對“一帶一路”最大的希望，是將其作為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

優化產業結構 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　　

　　盡管中印在國際舞臺上面臨多方面的競爭，但另一方面，中印兩國在眾多傳統及非傳統安全領域仍有廣泛的共識和共同的利益需求。中印兩國作為兩個新興的發展中大國，都是“金磚國家”成員，兩國不僅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領域有著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且在維護亞太地區穩定、推動建立合理的經濟秩序以及國際關系的民主化等重大問題上都有著廣泛的共識和共同的努力。

    增長因素分析

　　作為新興市場中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中國與印度不僅多年來保持較快速度增長，將同為“金磚國家”的俄羅斯、巴西、南非甩在身后，從未來發展來看，兩國仍具備中高速的“潛在增長”能力。但整體來看，中國改革起步更早，也比印度更早面臨經濟減速問題。

　　從人口來看，中國人口紅利基本結束，逐步進入老齡化階段，據測算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5左右（相當于平均一對夫婦生育1.25個孩子），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隨著老齡化的提升，儲蓄率可能有所下降，將導致投資率的降低。而印度目前不僅年齡結構較年輕，2015年總和生育率仍在2.2左右，人口紅利仍將持續十多年——不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印度也將面臨由“貧困——高生育陷阱”到滑向“高收入——低生育陷阱”的過程，其實其多年來已存在總和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據測算印度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為3.6，遠高于目前），十多年后印度將擁有和中國相同的老齡化問題。

　　從資本存量增長來看，中國遠遠領先的基礎設施積累了遠高于印度的生產性資本存量，但也將面臨每年較大的折舊問題，因此每年不得不以世界第一高的投資率進行彌補，而隨著投資率的回落，近年來資本存量增長率不斷下降。印度的資本存量與投資率均低于中國，這是印度最大的弱勢，但莫迪上臺后積極鼓勵FDI，并擴大投資，未來資本存量的增長也將為印度帶來較大的增長動力。

　　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紅利和國外先進生產力的技術轉移顯著提高了產出效率，成為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據測算近年來已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一方面是我國與國外技術的拉近，另一方面也表明當前亟待新的改革紅利。而印度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飄忽不定，改革紅利和技術轉移并不穩定。但在莫迪的帶領下，印度新一輪改革在近兩年釋放了較大的改革紅利，使得產出效率得到了提升，若在未來數年能保持改革的力度，將進一步推高印度的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相對印度而言仍具有較大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快改革促發展，把通過“改革紅利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為主要動力，把提升我國全面的國際競爭力作為發展目標，力爭在未來35年仍能實現年均4%-5%的中高速增長，在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同時，降低被印度趕超的可能。相應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推動改革的頂層設計，挖掘源源不斷的“改革紅利”。積極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提出的目標。持續堅持“改革、開放、創新”，特別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轉變。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出效率，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印度重點打造起以科技和創新為依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產品附加值和產出效率較高，資源消耗相對較少，并且帶動了以信息技術（主要為軟件）、生物醫學、金融外包等行業為主的服務業的迅速發展。作為應對，我國應改造傳統產業，制定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提高科研投入，以加強其科研創新能力；其次應將生態高新技術引入傳統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等綠色產業，積極開發新能源，減少資源消耗力度；再次應重視高等教育和高技術人才培養，擴大人力資本投資，對重點高校實行低收費政策。

三是改善金融供給，疏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通道。印度的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國內私人銀行較為發達，商業銀行中除印度國家銀行外，綜合實力排名前三的銀行（印度工業信貸投資銀行、HDFC銀行和Axis銀行）均為私人部門銀行。我國則以間接融資為主，融資體系主要為國有銀行，信貸資金多流向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廣泛存在，實體經濟利率居高不下。未來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能力，推動符合標準的民間資本設立中小型金融機構。同時，還應積極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及時遏制金融領域“脫實向虛”的苗頭，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性。

　　四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以推進地方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破解基建難題。中國的各項基礎設施雖優于印度，但大部分基礎設施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中國未來可通過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方式緩解近年來的償債壓力，其次應當轉變過去的基建投資模式，加快推動地方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實現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以拓寬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

　　五是加快推進國企改革，為民營企業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中印國力的比拼，微觀上就是中印企業實力之間的比拼。目前印度已擁有一批有競爭力的私營企業，很多擁有百年歷史的老店（如塔塔集團、比爾拉集團等）具有優秀的公司制度、雄厚的資本積淀和豐富的管理經驗。相比之下，我國五百強企業中多以國有企業為主，創新力和競爭力不足，而民營企業的實力仍有巨大提升空間。未來應當以國有企業改革為突破口，進一步簡政放權，釋放經濟活力；同時大力推進民營企業發展，為民營企業營造良好的生長環境。

　　發揮優勢、搶占先機，贏得中印經濟角力。一是在基礎設施領域與印度開展合作，尤其是帶動產能輸出、標準輸出和設備輸出。二是加快推進“制造業2025”戰略，力爭形成印度低端、我國高端的制造業產業鏈格局。三是盡快打開印度市場，并加大對印度的投資力度（以股權投資為主，而非簡單的工程外包），加大印度在經濟上對我國的依賴。四是加大科研投入，力爭與印度在航天、互聯網、人工智能、新能源、海洋開發等領域的競賽中拉開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