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資料顯示，全球超130個國家宣布“碳中和”目標，超56個國家出臺“碳中和”相關立法或政策文件。

2020年9月22日，中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今年，“雙碳”目標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

“碳中和”逐漸成為國際合作的最大公約數。2022年12月12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三菱商事（中國）有限公司主辦“2022年中日碳中和論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中日碳中和互鑒：戰略、政策與技術創新”。

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原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胡保林認為，中國降碳時間緊迫，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僅有三十年時間，期間面臨諸多挑戰，亦賦予發展機遇。

硬任務與硬約束并存

大力發展與降碳之間存在必然的矛盾。胡寶林認為，本世紀中葉，中國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大力發展隨之帶來能源需求的強勁增長，但當前的中國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此種情況下，實現碳中和，必須降碳。如此“一升一降”對完成強國和零碳目標帶來了極大挑戰。

據公開報道，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約占世界排放總量的30%，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6.9噸/人。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基本建立在傳統能源資產上，特別是金融行業，大多投資電廠、油田、汽車、設備制造等。將來巨額資產有多數會因‘碳中和’遭到停產、限產、淘汰、退出，而受困擱淺。”胡寶林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在上升。“中國的結構性轉型已進入深水區，生態環境問題又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過去幾十年，中國所留下的環境治理問題都是難解的，若再進行治理，邊際成本自然上升，對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也帶來極大挑戰。”胡寶林指出。

不僅如此，中國降碳的能源結構“先天不足”。胡寶林解釋，中國的能源稟賦是富煤貧油少氣，化石能源占比高達84.7%，且大部分是煤炭，潔凈化程度不高，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偏低，不足16%。

此外，綠色發展轉型需要創新驅動，但中國在諸多領域受制于核心關鍵技術，例如大幅度減碳降碳技術等。

機遇與挑戰并存。根據國際能源署發布的報告顯示，“碳中和”將為全球帶來2.4%的GDP額外增長，并增加7100余個能源行業就業崗位。到2030年，全球綠色新經濟將產生約26萬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效益。

“實現‘雙碳’目標，不僅會重塑中國的能源結構，還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生產生活等帶來巨大變化，給低碳零碳的新興產業帶來迅猛發展的機遇和經濟增長點。”胡寶林認為。

加快調整經濟結構

胡寶林建議，實現“雙碳”目標的重中之重是加快調整經濟結構，構建綠色經濟體系。

首先，要對能源產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加大優化力度，釋放潛能，推進各領域低碳綠色轉型。還要大力發展低碳、零碳新興產業，在加速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淘汰時，構建起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經濟體系。

“中國必須要改變能源結構偏煤，技術儲備偏少，時間窗口緊的現狀，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沖破技術制約和綠色制約兩大障礙，拋棄資源依賴，積極研發碳替代、碳減排、碳循環、碳回收等技術。”胡寶林進一步指出。

與此同時，應逐漸以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解決高碳結構問題。胡寶林表示，當前中國的水電、太陽能、風能發電累積裝機規模居世界首位，若保持該勢頭，推動新能源大規模、低成本、高比例、市場化發展指日可待。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的強度亦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之舉。

胡寶林建議，在交通領域，加快綠色低碳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充電樁、加氫站等。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已連續7年或世界第一，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約352萬輛。按此計算，持續性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中國每年至少降低碳排放5千萬噸。

在綠色投資方面，要健全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財政金融體系，使綠色投資發揮更大效益。胡寶林介紹，目前中國的綠色貸款余額超11萬億，位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余額1萬多億，世界第二，在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等領域投資一直領先于世界，占全球1/3。

不得不提的是，中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超50%，凸顯了消費領域減碳、降碳的重要性。“‘碳中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需要動員激發億萬民眾和利益攸關方，同心協力，變革落后的行為方式，樹立綠色的消費理念，消費意識和簡約低碳的消費文化，倡導綠色生活。”胡寶林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