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再工業化”計劃認為美國制造業只要重新發掘其技術能力就自然可以重振其制造業。然而，世界制造業的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德國、日本以及中國已不再單純依靠純粹的成本優勢參與世界貿易競爭，各國的技術均已取得了長足進步。如果美國不能引領世界技術創新的潮流，將失去它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的優勢地位。

特朗普上臺了。他競選時承諾藍領工人要把工作機會奪回來，然而，如果美國的制造業不復蘇，這些職位又怎么能夠奪回來呢？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也希望脫虛入實，但是，30年的金融化已經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華爾街－硅谷構成了美國經濟的支柱，在美國產業升級換代、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制造業已經被轉移出去，藍領工人成為一個即將消逝的“恐龍”。美國制造業并沒有衰落，只是形態和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它依然是制造業強國，長于創新與設計，它可以構成美國國力的基礎，但是卻無法解決藍領就業的問題。制造業依然是21世紀國家競爭的重中之重，制造業的復興代表著新的經濟風向。

美國“再工業化”的愿景與失落

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美國實現了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一躍成為世界一流的制造業大國，也是美國成為全球霸權國的根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與貿易結構重新配置，東亞地區依靠勞動力優勢逐漸承接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東亞國家也依靠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成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一環。伴隨制造業轉移，美國金融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資本全球化的束縛被解除，美國的金融服務行業進入大膨脹階段，美國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隨之一變，金融業獲得了獨立和主體性的地位，華爾街成為美國經濟的重心所在。

從原初意義來說，金融服務行業并不能直接生產人類所消費的產品與服務，而只是充當資金配置的媒介。美國金融業的發展逐漸演變為過度擴張，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出現不僅沒有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便利，反而導致美國經濟杠桿率的不斷攀升，最終債務積累的不可持續性和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引發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并從美國擴展至全球，演變成一場世界范圍的經濟衰退。

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美國經濟中金融服務業過度膨脹、實體經濟“空心化”及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并導致美國經濟的普遍衰退和失業人口的劇增。2008年，奧巴馬政府上臺為應對美國經濟中制造業的危機，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試圖扭轉美國制造業衰落的趨勢。因此奧巴馬政府自2009年年底開始，發布了一系列關于美國“再工業化”規劃的關鍵文件。奧巴馬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更是詳細闡述了“制造業回歸本土、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以及“更為強硬的貿易措施”三部分內容，涉及稅收、補貼、法規修訂等多個方面。

如今8年的時間已經過去，奧巴馬已經卸任，而他的“再工業化”計劃似乎并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否則以俄亥俄州為代表的美國經濟“銹帶”地區的失業白人選民也不可能在剛剛過去的總統大選中，將票投給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和聲言要將工作帶回美國的特朗普。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市場普遍認為能源價格較低、海外生產成本上升及美國生產力增長等因素集結在一起將讓美國制造業重新活躍起來。但最終數據卻給出了出乎市場預料的答案。如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哈祖斯（Jan Hatzius）就認為，美國制造業一些復蘇的表面跡象更多的是受美元匯率或全球貿易這類周期性影響，而非制造業生產力真正提升的結構性轉變。

那么為什么在市場的諸多有利因素和奧巴馬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美國的“再工業化”即美國制造業并沒有出現人們所預料的復蘇與繁榮。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數據，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率雖然在2009年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口號后有短暫回升，但是只是周期性的反彈，之后又開始呈波動下降的趨勢，并在2016年第一季度跌到了11．8％的歷史低點。為什么復蘇制造業這么難呢？

美國復蘇制造業，一個夢想

英國學者阿代爾·特納在其著作《債務和魔鬼：貨幣、信貸和全球金融體系重建》中提出了金融“污染”的概念。即金融體系自身有無限度擴張的體系缺陷，一旦超出正常的資金配置的需求，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便會具有某種負外部性，就像經濟活動可能會造成環境污染一樣。

美國金融業在20世紀后期開始的擴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金融業所提供的金融產品逐漸超出了正常投融資的范疇，而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提高了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價格。因為信貸和新增的貨幣并沒有流入實體經濟乃至流通領域，而是在金融市場內部流通，所以信貸擴張導致的債務積累并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也就松懈了人們的警惕。

2008年最終由次貸危機掀起的美國金融危機，讓人們意識到金融體系過去幾十年不受監管的危害，但是美國的解決措施卻是政府出資收購不良資產，拯救金融體系。盡管美國政府試圖利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對實體經濟的投資與消費，但是由于危機導致的債務積累，使得新增的貨幣都被用來償還前期的債務和購買現存的資產也就是房子，而并沒有流入實體經濟領域。數據顯示，美國人均GDP自2008年的49330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54960美元，年平均增長率不足2％。量化寬松政策沒有解決資金流向的問題，反而使巨量資金進入金融體系內循環，制造業依然處于資金匱乏的狀態，比如美國日漸老化的基礎設施，而這是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美國經濟已經金融化了。與金融化并行的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它改變了美國制造業的含義。硅谷的崛起代表互聯網行業在美國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互聯網行業的發展盡管也曾出現過泡沫，但是互聯網行業無疑是21世紀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增長點，也是資本市場最受矚目的寵兒。華爾街的目光從傳統的制造業領域已經轉移至高科技產業，華爾街與硅谷逐漸形成一種資本——技術聯合的體制。無論傳統制造業的市場份額，還是市值都逐漸開始萎縮、衰退。

華爾街——硅谷的聯合說明美國經濟的中心早已發生轉移。盡管硅谷的公司也需要機械制造行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關配套，但是這些行業和工作以轉包的形式直接由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制造業國家所承擔，而硅谷只負責貢獻智慧與設計，完全跨越了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階段，形成獨特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特征。所以，華爾街－硅谷體制是美國經濟的真實面相，也折射了美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在這種結構中，傳統制造業無疑已經邊緣化，而政客所謂的“再工業化”更像是唐吉坷德大戰風車。

曾經以愛迪生、特拉斯、貝爾及福特等人為代表的發明家推動了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以電氣革命、化工革命及交通革命為代表，新發明和新市場讓當時大多數還是新興行業的美國傳統制造業取得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長足進步。由此可見，美國制造業的發展是波浪形的，復蘇或者復歸是不可能的，美國的制造業已經破繭成蝶，真正制造和加工的部分，已經外包出去。全球化30年，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實現了全球配置，地緣經濟的配置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美國的制造業衰退并不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其說是美國制造業衰落的原因，不如說是制造業衰落的結果。

中國制造業強國之路究竟如何走

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提出要進一步打造中國的制造業強國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前列。美國的制造業發展之路，也是中國走向制造業強國的參考和借鑒。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但是這種制造業優勢在以往主要是依賴勞動力、資源的成本優勢取得的。隨著中國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與政府、民眾對環境問題態度的轉變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中國制造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如阿迪、耐克等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逐漸開始關閉在中國的制造廠，將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等地區。中國制造業發展幫助中國實現了趕超的歷史使命，現在面臨著更新換代的任務，否則，中國的產能過剩可能就是世界性的難題。

根據美國的經驗，金融市場可以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一旦金融體系的發展失去有效監管，進入野蠻生長的狀態便會進入過度膨脹的階段。這不僅不會讓資金流入到實體經濟，反而會導致社會債務大量積累，推高資產價格，產生資產泡沫，形成金融系統內部的“空轉”。

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也意味著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從2009年以來中國開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征程。“金融抑制”帶來的正面效應越來越小，中國的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以及資本項目的改革，目標在于調整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發揮金融市場作為資本中介的功能。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需要通盤的考慮和籌劃，過度金融化會帶來資金的空轉，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雖然中國制造業升級需要金融市場的支持，但是政府一定要對金融體系加強監管，防止出現類似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危害。

“Made in China”曾是中國制造業最為人所知的標簽。除此之外，中國制造業還有另一個例子廣為流傳。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iPhone代工工廠，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iPhone，但是生產一部iPhone勞動所得只有4美元。如果說過去中國制造業的騰飛是依靠人口紅利，低廉的勞動成本一點一點積攢出來的“血汗錢”，如今中國制造業要向中高端轉變就必須依靠科技創新的推動。

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制造成本已與美國相差無幾，勞動成本優勢不再，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和印度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轉移。同時，中國制造正向價值鏈更高端的產品延伸。這也表現在互聯網和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將成為新一輪“中國制造”的制高點。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等都將成為推動制造業發展的關鍵技術。總而言之，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永遠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

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開的，產能對接、產能合作成為中國制造業全球化布局和分工的重要方式。中國制造業不但要走出去，助推歐亞大陸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也要實現產業結構的“鳳凰涅槃”，中國制造業需要對標德國，兩國在制造業戰略對接方面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之間的對接是中國制造業升級換代的外在動力和壓力。